电影《长安的荔枝》上映后，导演大鹏曾发过一条微博，挺令人触动。他写道，长沙路演时，一位观众问他是否还记得《煎饼侠》的片尾曲。他当然记得，那是他人生中第一部电影，片尾曲是已故好友、歌手赵英俊写的，头四句歌词“大鹏一日同风起，扶摇直上九万里，这是谁写的诗，和我有什么关系？”，那位观众说，“和你有关系！那是唐朝李白的诗，现在你真的拍了一部关于大唐的电影！”这令他当即愣在当场、头皮发麻。十年了，命运的伏笔那时竟已写下。

十年，六部大银幕长片，导演作品票房38亿，大鹏身上的确有那种“大鹏一日同风起”般励志型人物的弧光——从一个非科班出身的网剧小演员一步步完成了蜕变。早期他导演的《煎饼侠》《缝纫机乐队》里还有他网剧里延续的那套路径依赖，但到了他将自己真实家庭和情感羁绊搬到台前、半剧情半纪录片式拍出了《吉祥如意》，就已颠覆了观众的认知，也展示他的创作野心和能力。而这次他在《长安的荔枝》里又成熟了，可以说升级到了大鹏3.0版本。第一次改编别人的作品，第一次处理古装题材，还不是他所熟悉的纯喜剧，没想到他在批判性和主题表达上完成度这么高。

《长安的荔枝》这个故事，从小说、电视剧到电影，之所以这么受欢迎，成为改编的“香饽饽”，就因为视角和人物都很特别。从一颗荔枝的运送里窥见盛唐的系统性溃烂，从李善德中年底层小吏的遭遇里，每一个老中打工人也都感觉被人戳了肺管子，五味杂陈、悲从中来。一个倒霉的办事员如何因没有背景、不善人情而天降大锅，被迫要处理一个不可能的任务，上过班的都懂。像一位网友说的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大饼要接，都有自己的荔枝要送。

甚至连原作的创作过程也都充满班味。作者马伯庸在外企上过十年班，他说当初把这故事当成一个荔枝运送项目执行书来写，写出了“心流”，7万字，只写了11天——而这个篇幅比之电视剧，显然更适合电影展现。

有朋友说，看到这电影的阵容还是期待其中的喜剧成分——但影版前半段在喜剧元素设置上还是有不少烂梗，反倒人物形象改编，很加分。小说里，李善德领了任务压抑至极，还是借着荔枝使的名头，爆发过几次威风的，电影里去掉了。而李善德第一次动身去岭南，电影就呈现了沿途的凋敝景象和流浪的饥民，加了一笔李善德在黄草驿里把食物让给小姑娘吃，这让后面他幻灭后的爆发来得更顺理成章。电影节奏很快，中间一度有很燃的段落，本以为送荔枝只是一道算术题，李善德将自己活下去的希望寄托于自己信任的算学，反复试验。可算得出脚程和耗费，看不透官场和人心。一个要掉脑袋、人人唯恐避之不及的任务，竟然被这轴人硬生生算出了可能性，待此时，它又成了必须得“雨露均沾、花花轿子众人抬”、不然就踢皮球闭环式卡你的好饼了。多讽刺。这是他的第一重幻灭。

整部电影中，最惊艳、最有张力的一个镜头，这些天已经被大家夸烂了——大殿之上，金碧辉煌的幢幢虚影中，荔枝摆盘上桌，只拍了贵妃的芊芊玉手，将一枚荔枝拿起又放下。镜头拉出，满桌都是珍馐水果，荔枝使外，想必也有芒果使、猕猴桃使，想想每一次运送又是多少基层的血泪，不禁让人毛骨悚然。这是第二重幻灭——如此荒诞的任务，竟还要常态化，李善德引以为傲的算学，算出了自己的绝处逢生，但也让信任他的侗人失去所有的荔枝树、增加的杂税徭役让更多的人流离失所。那句“取之于民、用之于上”很有力量，可他也只是这个烂透了的系统中，一个觉醒却无力的工具人而已。

我个人也挺喜欢大鹏让胡商“苏谅”年轻化、林邑奴的死比之小说更热血悲壮，至少让李善德在运荔枝途中还是交到了真心的、过命的朋友。妻子的形象虽说有点刻板，但还是有效安排了杨幂的眼神戏，没像电视剧里开篇就把李善德之妻写死。这些人物形象的改造和情感叙事都是奏效的，要不是有这些情感托底，李善德也惨得太没边了吧！得知长安沦陷的消息时，是最后一重幻灭，他曾经的一丝不苟、他奋斗的长安户口，他相信的学有所用，工有所偿都似乎在安史之乱的战火中化为灰烬。幸好有真情真义这抹亮色，能安置我们这些观众的压抑，让我们哭了又笑，松一口气：理想什么的先撇开不说，生命中有情，总不至万劫不复。

因为采访的缘故，这个片子我先是自己看完又跟着路演活动看了一遍，依然看得有滋有味。路演活动时，采访一位观众，她说她从中得到了鼓舞，要像李善德那样有面对困难任务时不放弃的勇气。这回答令我大为震撼。所以说，不要怕批判，不要怕讽刺，我们永远有看清生活却热爱它的勤劳勇敢。

闪电新闻记者李玲报道